陈琳

“‘钱学森’之问，不但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近期，安徽地区高等学府的11位教授，通过《新安晚报》向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发去了一封公开信：“‘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在中国教育机制下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问题，令一些人感到悲观。甚至有偏激的媒体，用“中国教育之灾”之类骇人字眼，形容种种事件。背后，是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深切期望。

“我们的时代需要创新的科学人才，需要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才，只有自由的大学才能培养出来，目前中国的教育体制在这方面还面临相当严重的挑战。”知名学者、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谢泳在接受CBN采访时说。

CBN：你认为“钱学森之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谢泳：钱先生的话包括两个意思，一是对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现实的基本判断：我们没有原创的大成果出现，没有原创的大人才出现，这是基本事实；二是希望改变当下高等教育体制中阻碍创新人才成长因素的制约。钱先生是非常敏锐的科学家，也是非常敏锐的哲学家，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感受是准确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解读，可以有许多角度，但我个人还是愿意从自由创造的角度理解钱先生的话，高等教育还是管制太多，自由不足，我们还没有做到把自由创造的天空完全还给学生和教师。自由是创造的前提。

CBN：你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什么状态？

谢泳：我以为当前高等院校最需要“无为而治”，这包含了对学生和教员的基本判断与尊敬，给他们自由。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专业和技术是第二位的。大学最要紧的是她的自由环境和自由的学术气氛，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是一种熏陶、涵泳的吸收，是一种在自由中慢慢养成的精神。

CBN：你曾研究过西南联大。为什么今天处在和平环境中的大学，反而没能取得西南联大的成就？

谢泳：西南联大的条件是好老师和好学生同时集中在一起。这样的条件，今天中国的好大学都具备了，比如北大、清华，中国如此优秀的青少年人才集中在这里，没有不成才的理由。关键是大学的环境还有问题。西南联大充分体现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气氛。这些教授在国家危难之时表现出的民主宽容、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实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CBN：说到教授的问题，有学者在私下表示过一个观点——内地的一些大学教授，无论是写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个人综合素质，都抵不上香港的大学里的副教授，更不用和国外一流大学相比。这种说法似乎也在暗示，内地高等教育的问题，同现在师资力量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小道”说法到底是否符合事实？

谢泳：这种比较本身并不完全有道理，因为世间最不能比的就是人的情况。但作为对现状的判断，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主要针对的是学校教员的来源和学术评价体系。

在这方面，内地高等学校的关键问题还不是表现在教员的来源，因为除非极个别的特例，目前内地高校教员的来历已基本完善。没有博士学位已不可能成为高校的教员，目前许多高校已开始强调洋学历，也就是说没有欧美名校的博士学位，以后在中国名牌高校中已缺少竞争力了。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在于，教员的学历高了以后，高校的学术格局并没有明显好起来。重视学历本身没有错，但太过于僵硬，有时候对学术发展也不利。

CBN：有一部分学者针对中国教育体制，开出了“与国际接轨”的药方，这个方法是否会有效？

谢泳：经常把与国际接轨强调到不恰当程度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就拿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来说，我们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和人类的问题。像环境、气候等，中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已有发言权，现在要强调中国人的自信心，做了第一流的事，有创造性，自然就会与国际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