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北京至少有十余万“蚁族”。而上海、广州、西安、重庆等各大城市也都潜伏着大量“蚁族”，在全国有上百万的规模。有社会专家指出，“蚁族”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

　　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一张破旧狭小的木床、一处昏暗中混杂着尘土气味的空间，成为李海涛大学毕业后的栖身之地。海淀区唐家岭的这间陋室，并不足以承载他曾经辉煌的梦想，更无法安放他并未远去的青春，在李海涛看来，这里只不过是个供“睡觉”的生存之所。

　　在北京，有许许多多像李海涛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在城中打拼谋生，在京郊安营扎寨，游离在城市与乡村的边缘。他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却从事着诸如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并不高端的临时性工作。他们宁愿背井离乡苦苦地坚守在繁华的都市，也从未想过“放弃”二字。他们被称作“蚁族”——高智、弱小、群居。

　　冬日清晨的北京城，寒风萧瑟。天还没完全亮，街旁橘黄色的路灯在蝉翼般的晨雾中忽明忽暗地闪烁着，融化了平日里的喧嚣，只剩下四周难以言说的宁静。当整座城市还沉浸在睡梦中时，唐家岭的公交车站早早地醒了。  

　　黑压压的人流、小贩高昂起劲的吆喝声、油腻腻的煎锅，与尚未褪尽的夜色交织在一起，让人突然分不清这是城市还是乡村。当一辆公交车缓缓地向车站驶来，等车的人呼啦一下就将车门团团围住。车门慢慢打开，转瞬之间，叫嚷声混成一片，刚才还空空的大公共里已是人贴人。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最靠边的一个村子，隶属西北旺镇，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常住村民仅3000余人，而外来大学毕业生却已达到了近5万人。

初到“有个睡觉的地方就不错了

　　李海涛是这里的“外来户”。一年前，他从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毕业，考研失败，找工作未果，在手忙脚乱地毕业之后，李海涛经朋友介绍，在唐家岭的一间出租屋中暂时落了脚。

　　初到唐家岭，李海涛怎么也想不到这里竟然将会成为自己梦的起点。狭小的街道，一团团被车辆卷起的尘土，摇摇欲坠的小店招牌，露天公共厕所门旁已冻结的污水，头上纵横交错的电线，像一张蜘蛛网一样，罩住了他的视线。李海涛感到一阵眩晕，但每月仅350元的房租如同一块磁铁，吸引着李海涛向小巷的深处走去。穿过一段弯弯曲曲的

　　小路，再转几个弯就到了李海涛的住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摆放了一张单人床，没有任何家电，没有卫生间，有些发黑的墙壁上几大块墙皮不知去向，仿佛一张残缺不全的花脸。回忆起那时那景，李海涛略显清瘦的面庞里还藏着一丝惊恐和心寒。“那会儿已经毕业了，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有个睡觉的地方就很不错了，毕竟这还是在北京。”

　　李海涛出生在山西长治一个小县城的农村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作为家中的老大，李海涛一直是弟弟妹妹心中的榜样，也是父母眼里的骄傲。李海涛的父母在村里地位颇高，有多一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争气的儿子。“考上北京，在北京工作，爸妈觉得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李海涛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求职：第一份工作是发小广告

       毕业之后，生活扑面而来，现实给了梦想当头一棒。李海涛不再想着考研，他决心在北京混出一片天地。

　　在网上投出了400多份简历之后，李海涛有些心灰意冷。“没有一家单位通知我面试，找工作怎么这么难？”李海涛开始嘲笑自己，毕业前夕只顾考研，学校提供的支援西部、当村官这些千载难逢的就业机会居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了。“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吧。”李海涛发出这样的感慨。

　　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李海涛常常蜗居在自己的“蚁窝”。一个馒头，一杯水，就着一袋榨菜，就是他一天的伙食。隔三差五，他就到唐家岭的街道上溜达溜达，没多久，便熟识了一帮同病相怜的年轻人。“先从小的做起，千万别攀比，人比人，气死人。”比李海涛年长几岁的潘宏经常在李海涛的小窝里这样开导他。潘宏大专毕业，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城做销售，每月底薪1000元，包吃。这样的待遇曾让李海涛羡慕不已。起初，李海涛还在找一些办公楼里的白领工作，后来他彻底改变了思路。“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先填饱肚子再说。”已经没有什么积蓄的李海涛终于在毕业后的第三个月找到了一份发广告传单的工作。

　　“以前看到大街上发广告传单的，特瞧不起，谁知今天自己也沦落到这个地步。”李海涛在发小广告的同时，不止一遍地问自己：留在北京，究竟是为了什么？随后他又一遍遍坚定地发声：坚持就是胜利。

　　于是，发广告、服务员、业务员、推销……一连串的李海涛曾经都不放在眼里的职业，渐渐地都成了他的工作。李海涛说：“我每天的伙食标准很低，一天只吃两顿饭，也就五六元钱，加上房租，水电费、交通费等其他开销，一个月生活费也就600多元。”为了进一步节约生活成本，李海涛叫上了要好的朋友潘宏和自己合租，“这样我们每人都能省下一百多元呢！”打短工的形式虽然解决了李海涛的温饱问题，但也让他隐约感到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远。

 转变：上门推销自己
 
　　今年春节，李海涛打电话回家，说他工作忙，不回家过年了。电话那头父母“注意身体”的叮嘱让他鼻头一酸，泪如雨下。有太长时间，李海涛都没有体会过“家”的温暖了。弟弟妹妹争着和哥哥说话，弟弟上高一了，弟弟告诉他“将来要考到北京，像他一样成一个北京人”。李海涛握着电话的手轻轻地颤抖着，他不知道是该鼓励弟弟还是该阻止弟弟。那一刻，他突然怀疑起了自己曾经的梦想。

　　初春，李海涛觉得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他开始进行地毯式地“找工作”，先是发起了周围好友帮他留意，随后又在网上、招聘会双管齐下地投放简历。还是杳无音信，还是石沉大海。李海涛坐不住了。他决定上门“推销”自己。

　　学院路的一家教育培训公司招一名策划助理，招聘启事上明明标有要女生，但李海涛还是毅然地拿着简历赶到这家公司。此时，在他的眼里，任何一个机会都有可能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

　　李海涛在公司门口站了两个小时，看里面的人行色匆忙地拿着文件进进出出，李海涛憧憬着未来的自己。临下班前，李海涛见着了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任。还没等主任开口说话，李海涛便把自己的简历递了上去。“我觉得我能胜任这份工作，我在大学曾策划了多场学生节晚会，还是学生会的干部，学习成绩优良……”负责招聘的主任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然而，在李海涛的软磨硬泡下，主任并未作出任何答复，只是说了句“等消息吧”。这一切都在李海涛的意料之中。“人家凭什么要你呀？”李海涛轻笑了一下，快步走出大楼的门口。

　　其实，李海涛是个内向的男生，从不和陌生人主动讲话，做事情总是有条不紊，不紧不慢。但生活似乎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步调。“都是被现实逼的。”李海涛在公交车上张望着这个城市绚丽的夜景，唏嘘不已。

 奋斗：找到工作像是重生了一次

       夜晚的唐家岭很是热闹，公交车站牌下，一群群的年轻人从车上挤下来，融进了周围的夜色中。不时地有呼啸而过的货车，一排排高矮不齐的小商铺中此时已是人声鼎沸，挂着红色荧光灯的“串”店外烟火缭绕。

　　李海涛坐了近两个小时的公车，跨过公厕旁的臭水沟，转了几个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住处。屋子里面又黑又挤。落了灰的大箱子横躺在地上，一张桌子上摆满了乱七八糟的生活用品：洗头水、面包、水杯、餐具、书、一次性餐盒、吃剩的方便面袋……记者惊诧地发现，在桌子中间还放着一盆仙人掌，“仙人掌不管身处何地总能顽强地生存。”李海涛说，每当他快坚持不住的时候，就会仔细地端详这盆仙人掌。

　　第二天，李海涛接到了培训公司的电话，说同意试用他三个月，月薪2000元。李海涛用“欣喜若狂”形容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游泳时快淹死了，突然有人拽了你一把，又重生了！”李海涛说，其实他只是想找个正经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为钱，也不为别的。“就是希望用一个工作快点结束自己这样漂浮的状态。否则自己就该废掉了。”

　　现在每天清晨6时，李海涛都会准时出现在唐家岭车站。尽管有了份稳定的工作，但他依然没有能力承担城里动辄每月上千元的房租。“便宜的代价就是长途跋涉。我晚上下班后大概9点多才能到家。”在采访的最后，李海涛将提了很多遍的梦想告诉了记者，“别笑我，我的梦想是在北京买一套房子。”李海涛羞涩地小声说道。

　　也许，这样的梦想在大多数蚁族看来有些沉重，但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聚居在这繁华都市边缘的城中村，积蓄能量苦苦奋斗，等待着梦想最终“化蝶”。据北京晚报

    大学生“蚁族”折射出教育的困境，他们多是80后大学毕业生，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收入微薄，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他们跟“蚂蚁”一样，高智、弱小、群居，因此被称为“蚁族”。

     但这又是一个孕育着希望的族群，他们有质朴的信念，坚信“我不是失败者，我只是尚未成功”。而社会该做的是，如何让他们看到阳光和未来！

     与普通人相比，他们有着更为艰难的处境：社会的漠视，年轻脆弱的心灵，璀璨却难以实现的梦想。他们痛苦着、无奈着、也彷徨着。想大声哭喊，但城市的天空根本不相信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