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五四青年节前夕，团中央学校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文章《青年节里谈中国》，得到众多微信公众号转发，引发了广大青年热议。文章作者为我校能源与动力学院党委副书记徐川，现于团中央学校部挂职。

      最近的几年，我们的视野里突然多了一些概念，比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自信等等，而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更是随处闪耀。为什么？ 为什么要强调中国这个定语？另外，普世价值这个在过去略显中性的词汇现在也被重新审视，我们不再说普世。为什么？普世究竟怎么了？道理很简单，普世就是普适，普适就是通用，通用就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问题来了，通用的标准谁来制定？评判的依据谁来掌握？放之四海的责任谁来推波助澜？答案很明显，谁的话语体系，谁来决定标准；谁制造的概念，谁来确定内涵；谁建构的体系，谁有动机推广到全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谁的话语体系，就要匹配谁的标准，就要受谁的制约。而在话语体系的融入和模仿照搬的问题上，我们吃过亏，上过当，走过弯路，交过学费。先讲三个故事，也许看起来跟主题并不相干。

第一个故事：

     谈谈语法。我们从小就学语法，但是很多人都有误解，以为中国的语法应该就像中国的文字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一枝独秀，称霸全球。其实，我们的语法研究比西方晚很多年，只是个新兵，不过百年历史，而英语和印欧语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语法”这个词当然也不是我们的本地货。我们就是仿照西方的语法来建立我们的语法体系的，但是模仿也带来了问题。清末国语运动后，马建忠、黎锦熙、高名凯、王力、张志公等学者仿造西方语法开创语法研究的学问，1898年马建忠参照拉丁语法体系，在《马氏文通》一书中创造了一套汉语的语法体系，这是中国语法学的发端。然而，汉语并不同于西方语言，我们的名词没有宾格主格的变化，也没有性和数的区别，动词不分人称，也没有时态，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这一不同于欧洲语言的特点，使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被很多语言学家认为没有语法，也没有词类。直到20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文明的故事》第一卷《东方的遗产》一书中仍然认为汉语没有语法和词类。

第三个故事：

       说说“封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封建”的定义存在着严重的误解。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就有“封建”，但是并不是西方社会的“封建”或者马克思的“封建”。战国以前，西周、春秋就是封建制，所谓“封建”就是“封土建侯”或者“封邦建国”，天子将土地分封给各路诸侯进行管理，诸侯的土地叫封地，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有治理权，诸侯再分给大夫，以此类推，逐层分封，形成众星拱月式的国家治理结构。“封建”社会由大秦帝国终结，秦和秦以后实行的是郡县制，从此“百代皆行秦政治”。而马克思所定义的封建社会，指的则是以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跟我们自己的封建不是一个概念。问题是很多马克思的忠实粉丝严格落实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比如马克思说社会形态是线性发展的，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是共产主义社会。很多人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之后，认为中国历史就必须按方抓药，所以秦朝之后必须是封建社会。这就好比先做成一个模子，不管你合适不合适，硬套进去。于是中国就有了“封建社会”之学说。套进去后，发现西方的模子不合适中国，因为秦朝根本不实行分封制，于是又赋予了封建社会新的定义，提出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

       故事讲完了，再看开篇的问题。三个故事角度不尽相同，有版权的纠纷，有定义的问题，有概念的偏差，但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也是易懂的，就是当别人建立了一个体系在那里，你要想融入，就必须改变，变成别人可以接受的模样，或者别人希望你变成的模样，否则，你就是有问题的。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使用别人的话语体系，只要你使用别人的标准，也就意味着要使用别人的词语，别人的定义和别人的概念，别人也就同时拥有了肆意指摘和评头论足的权利。秦始皇为什么要车同轨，书同文？就是为了建立统一的标准。如果说硬件技术的统一标准是为了对接的便利和融合的进程，那么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如果也强求统一，那就将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和批判。而且，当你使用别人的标准来映照自己的时候，突然会发现自己很多的不适应甚至不正确，于是，对自身的怀疑和自我否定也就随之而来。比如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很多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武林中还是没有名号，西方还是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或许等到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候，才有资格重新定义市场经济）。同理，用别人的体系和坐标来映照，中国的语言是有缺陷的，你看这么多东西用“语法”都解释不了，汉语根本就不符合语法，竟然没有单数复数和主格宾格，那汉语必须要改；中国的社会制度也是有问题的，你看中国的“封建”都不符合封建社会的定义，你说这个国家有多奇葩，连个标准意义上的封建社会都有问题；中国的社会治理当然也是有问题的，你们竟然有城管，你们的民主竟然不是一人一票？中国肯定也不算是民主国家，因为按照西方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标准，必须完全具备“选举产生官员、自由定期选举、言论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独立社团和公民参与”的六大要素才能叫民主国家，你成功了也不行，你国家治理的再好也不算，别的国家无论南斯拉夫、东欧、苏联、第三世界，只要具备六要素即使崩溃了也是好国家；中国的医学当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们不符合西医标准，你们竟然靠刮痧，竟然用针灸，竟然讲脉络，竟然练气功？在别人的手电筒照射之下，你经常是被批判的，这是不合理的，那是不合法的，这些又是不合情的，你们这样不是自由，你们这样不是民主，你们这样是侵害人权，你们必须要改。问题还不止于此，别人还拥有话语和体系的解释权，就是别人可以修改，可以偷换概念，偷梁换柱，可以指鹿为马，指桑骂槐，可以双重标准，可以双重人格。话语体系的建立者，近代以来毫无疑问是西方，现在毫无疑问也是西方，但是未来，不能毫不犹豫认准西方，或者不应该只是西方。所以，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没有两个一样的国家。如果说我们的民族文化、国土面积、人口密度、历史传承、地理环境跟别的国家统统都不一样，凭什么思想、道德、伦理、文化、制度要一样？或者，又为什么要一样？所以，我们要走自己的道路，还因为我们的祖先不在西方。我们过去有自己的模式，将来也必须有自己的模式，尤其在虚心学习别人之后的中国模式。我们有几千年的治理经验，我们有自己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我们有自己亘古不变的炎黄尧舜。过去我们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其实没有仲尼，我们还有孟子老子墨子韩非，万古也并不如夜。同样道理，这个世界永远不是只有一盏灯可以照亮通向未来的道路。在轴心时代，这个世界上同时拥有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基督耶稣和释迦摩尼，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将来也一定是百花齐放。强调中国模式和中国定语，还有一个现实的国情问题。我们需要虚心学习，但不能是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坚守地盲目学习。看看现在，我们眼睛里只有西方，我们的电影看西方，经济学西方，科技跟西方，技术仿西方，节日随西方，甚至语言我们都在学西方。看看我们周围学英语的疯狂，即使我们知道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哑巴英语”患者，即使我们知道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英语专业学生，我们还是不知道躬身自省，还是不知道及时调整，还是忍不住从中学开始学英语，从小学开始学英语，甚至幼儿园开始就开始学英语。你可曾见过世界上还有哪个奇葩的国家如此醉心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尤其是学了也白学、学了也不用以及学了不会用的情况下？说说美国。美国是挺好，但不是自古以来一直好，也未必从今往后一直好。在过去，辉煌和荣耀都不属于美国，人类荣耀的历史上镌刻着希腊罗马，镌刻着泱泱大中华。中华在很长的时间里就是世界第一，美国是否能够延续千年超越他们的光辉时刻？恐怕也只能拭目以待。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没有也不会有第二个美国，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重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通行价值也实行了这么多年，可有第二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美国出现？美国又允许么？总结一下。国际之间和文化之间，无所谓普世，更无所谓使命，如果是使命，谁之使？谁之命？基督教好不好？伊斯兰教牛不牛？如果都好、都牛、都神圣，那该听谁的？既然都是一神教，是否允许别人的神和自己的主平起平坐？说起来好像也只有中国的寺庙里能够同时看到儒释道、三教九流，各方神仙能在同一屋檐下和睦相处，这不是世界文化的融通所需要的大格局、大平台和大智慧么？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只能有一种文化。我们的未来就是要打造中国模式，坚持中国道路，培养中国自信，涵养中国气质，宣扬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特色的才是优质的，所有一味模仿却不知为我所用的邯郸学步，都只能踩在别人的巨大脚印里，也只能卑微地活在别人的阴影里。我们的未来，注定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通过模仿和复制而找到出路。